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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阅读

“我们要珍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而存在的大学……不管大学的制度有什么缺陷,它毕竟是理念得以实现的场所。它可以向我们确保一个学者共同体的存在。”虽然对大学来说,“最关键的是它要依靠人,而非制度,因为制度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物质前提而已。评判一个大学优劣的标准,就是要看它能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一旦理念消失,那剩下的只有干瘪的成规了。举足轻重的东西,不能通过制度性的指令被强行捏造出来。当一种制度试图把应该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东西勉强复制出来的时候,事情总是会变得危险起来。真正重要的贡献,只能由那些长年累月不间断地将自己的心力倾注于真理探索事业的人做出。”这段话,也许可以诠释协和制度与大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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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学来说,在医学技术与医学面对的人性之间,一开始是拉开了距离,后来变成了鸿沟,进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医疗的形象负面,比如医生这个职业的从业自豪感和自主动力一日日在降低,比如专业化和技术化削弱了医生与病人的感情交流,比如大众对技术的狂热吹捧、大众对医疗技术高费用又加以无情的贬低,两者矛盾、混乱地交织在一起。今天的医生这个职业,还被无奈地赋予了更多的关系和更庞杂的内容。比起一百年前,这个职业离科技更近,离人性更远;离专门更近,离整体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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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创办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综合大学还达不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科水平。为了从一开始就保证协和的高标准,协和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办医预科。在总计二百零五名自办医预科招收的学生中,后来有一百多名进入了协和医学院,其中八十四名完成了协和五年医学课程,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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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其他名校相比,协和人关心参与政治的学生不多。这里的学生和教师,常小心避免卷入政治,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治病和科研上面。老协和学生的生活、学习条件,确实比当时中国的其他公私立学校要优越。因为功课压力重,学生多埋头看书,学校也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有人说,“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完善,即由“专门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改变那种长年龟缩于学术隧道深处枯燥开掘的单调生活,经常爬上井沿去自由呼吸,去仰望星空,去左顾右盼,去关注参与公共事务。只是,大多数时间,协和人仰望的不是其他公共领域的天空,而是专注仰望改善中国民众健康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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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他的病历至今完整地保留在协和病案室内。对于梁启超在被割错肾后,仍支持刚进入中国的西医,后人的评价是“科学、理性、宽容”。虽然那时的梁启超已经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并非万能”。就像九年前,他从欧洲归来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所写,他感觉到“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他在自注中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从梁启超的协和医院看病遭遇,能看出科学并非万能,当时在中国处在起步阶段的西医也一样。医学并非万能,它作为一门科学从来就存在着未知,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从事医学的医生也有作为人的局限性。据传,为梁启超手术的主刀,是当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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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的北京,牛肉二十美分一斤,嫩牛肉三十美分一斤,鸡蛋二十美分一斤,苹果六美分一斤。对于一对美国夫妇来讲,一年有五千美元的薪水再加上可观的住房补贴,在北平的生活会很舒适,不比美国的中产阶级差。他们一年的工资,可抵当时中国一个中等商人的全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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